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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過去的世紀，是人類自我意識蘇醒和走向自主人生的世紀。這其中，公民法律意識的覺醒和提升，是２０世紀*富深意的變化。而那些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并*終獲得相對合理賠償的人，在為我國法律做出實踐上的“推進”之外，也在悄悄地改變著他們自己的命運……  

    一瞬間的改變  
    八九歲正是活潑好動的年齡，在那個年齡的小男孩有誰沒有經歷過一兩次危險，但許諾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在許諾這個案件之前，人們普遍覺得民事賠償只不過是走走形式，意思意思罷了，有的時候連補償都算不上，直到一審判決判給許諾２０６萬元，人們才第一次真正感覺到“賠償”這兩個字的含義。  
    １９９７年９月９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爆出了一個驚動全國的新聞，一個名叫許諾的８歲男孩被法院一審判決獲賠２０６萬元，賠償總額如此之高，在當時全國同類案件中尚屬首例。也許在許諾一生的記憶中，時間將永遠定格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６日中午。當時頑皮的許諾為了撿掉到屋頂上的玩具，蹬上了事后被確定為違章建筑的屋頂，他不知道危險正在向他逼近，因為他還只有８歲，更因為這里沒有任何警示標志和防護裝置。當他的雙手即將碰到玩具時，一瞬間，悲劇發生了，裸露的１０千伏高壓電纜頭擊中了他的雙臂。  
    許諾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可憐而凄慘的，一位老人是當時目擊許諾出事的見證人。“孩子在那兒夾著呢，他掉不下來了，那線兜住了他，我說壞了壞了，電著了，我說趕緊上去拿棍子扒拉他下來吧。”  
    就在一瞬間，健康快樂的８歲兒童許諾就變成了一個雙臂截肢的殘疾人。許諾的母親說：“他醒過來之后問‘我的手呢？’”  
    在５年間多次采訪許諾的《北京法制報》記者吳茗茗心中，許諾非常讓人同情。  
    “截肢以后，他骨頭在不斷地長，一年左右就要做一次手術。  
    他那骨頭長呀長呀，把這個肉皮原來等于包過來的，給頂破了，孩子疼得慘極了，然后一年要把那骨頭磨下去一截，磨下去一截以后呢再縫上，就這樣幾乎在他成長的過程中要一兩年就做一次手術的。”  
    根據吳茗茗提供的地址，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居民樓里，中央電視臺記者找到了許諾一家人現在的住所。  
    讓人驚訝的是，在許諾的臉上看不到任何憂傷，有的只是這個年齡該有的無憂無慮的快樂和笑容。  
    許諾正在學習盡量自己照顧自己，自己能做的事情，比如穿衣服吃東西，他都盡量自己做。  
    記者問他：“哭沒哭過？”  
    許諾說：“我呀？老哭。”  
    “那為什么哭？”  
    “磕著，碰著，什么的。疼可不就得哭。”  
    “你哭你媽怎么辦？”  
    “一般我媽不知道，不跟她說，不告訴她。”  
    “為什么呀？”  
    “反正也不疼，磕完完了。”  
    許諾說他不愿意告訴媽媽，是因為這５年里媽媽哭得夠多了。  
    獲賠１４０萬  
    ４２４萬元在當時許多人的心中是個近乎天價的索賠額，讓我們來看另兩個同樣發生在１９９６年的案例：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５日湖北荊州的９歲女孩兒李玲，被劣質鞭炮炸瞎雙眼，法院僅判賠５８０００元。為了女兒的將來，母親決定讓她去學算命。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６日，云南民族學院的納西族女大學生姚桂芳被一棵枯樹砸成高位截癱，法院也僅判賠１６萬元。這在當時已被認為是高額賠償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能否支持他們的主張，無論是許諾家人，還是律師都沒有把握。  
    當時萬博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會庚覺得不大可能，因為從來沒有過，但是他認為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必須予以尊重。  
    許諾的全家人也都沒想到法院能做出這么高的裁決，“因為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百姓，也沒錢也沒權。”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審判長劉云江回憶說：“２０６萬元中*大的兩塊就是他的假肢安裝費和以后的護理費、生活費。假肢安裝費按照假肢廠給法院出的證明，就是許諾在１８歲以前每年需要更換一次假肢，每只假肢需要８萬元，而在１８歲到７３歲這個階段，每３年需要更換一次假肢，所以在假肢費用方面，合議庭上沒有太大爭議。  
    ”在許諾一案之后，全國馬上有一些類似案件受了此案的影響而判出了高額的賠償額。黑龍江女孩兒隋香被電擊失去雙臂一案，歷經９年終于以獲賠１６７萬元的結果而告終。另外一起發生在重慶的電車脫鞭傷害乘客案也得到了法律上的說法，乘客廖俊先和兒子廖克力得到了２０２萬元的賠償。  
    但是引起全國轟動的許諾一案*終被發回重審，許諾*終獲賠１４０萬元，這一數字仍被法律界人士稱做高額賠償。  
    終審判決后，許諾家人拿到了第一筆錢將近１８萬元，其余的錢將由法院委托中國工商銀行代管，在每年的１２月一次支付給許諾２萬余元及存款利息。  
    在外人看來，１００多萬好像相當多了，而對于許諾來講，對這個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這１００多萬要說是安裝假肢都不夠，更何況說他的生活呢，所以說我們就準備等他成人之后，就是有可能的話，盡量給他安裝一副假肢幫助他生活。”  
    直至２０５８年為止，這筆錢雖然不能還給許諾一雙正常的雙手，但是總算可以給他裝一副價格相對低廉的假肢了。  
    敬畏生命  
    在許諾的媽媽為許諾四處奔波時，并沒有想到這樣一個案子，竟然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  
    許諾的母親說：“雖說家庭很不幸，遇到這個意外，但是同時我們又是很幸運的，就是說，像和許諾遭受同樣命運的這些家庭，有些案子并沒有結案，所以好多人都要我們的判決書，希望我能幫助他們。”  
    這個判決不僅改變了小許諾的命運，也在無形中支持了許多無助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梁慧星指出：判決中提到了生活自助具費，這個就是假肢費用，是按照專家評估的１００多萬，另外的賠償還包括他因殘疾所減少的勞動力價值，由于他的勞動力受到損害，他就不能做正常人所做的工作，由此減少的收入，這上面判得不太多，大概是１８萬。直到現在全國還有好多地方法院判的同類案件，賠償金非常低，一兩萬，四五萬，幾萬塊錢，就了結了，所以這樣一襯托，本案的意義就重大了。  
    任何一個第一，都是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含義的。作為我國第一例如此高額的民事賠償案，許諾的案子，為很多其他的案子掃清了道路，也鼓舞人們勇于去向法律尋求幫助。  
    正如梁慧星所言：這個判決標志著我們的法律對人的尊重，對人權的保護力度的加大，我們的法院能夠正確地理解法律的精神，來保護人民的權利。  
    更為可貴的是，遭遇到這樣的打擊，許諾的母親并沒有消沉下去，而是積極地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利，討回一個公道。法律給了平凡的百姓不平凡的力量。  
    －從想當足球明星到投身“股海”  
    １９９７年在等待法院的判決中，許諾從病床上站了起來，步履蹣跚地回到了學校，處在輿論漩渦中的這個９歲男孩，還不太關心這個被輿論爆炒的數字對他的一生會有什么影響，他關心的是成為一名足球明星的理想是否還能實現。  
    在許諾的房間門上還貼著美國著名籃球明星喬丹的畫像，而且好像許諾小時候還有一個愿望要當一個優秀的足球運動員，當然現在可能從客觀條件上來講，很難做到這一點，但是許諾的父母親卻從未放棄，他們在努力讓他今后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發展。  
    許諾的父母從不強迫他去學習什么東西，只要他感興趣，只要認為對他將來的生活有一定幫助的，有意義的，他們就去引導和支持他去做。  
    許諾從前的理想是當一名足球明星，現在他又有了新的理想。  
    許諾說：“我想做中國的比爾．蓋茨。”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每天他都會和媽媽去股市看一看，媽媽給他存了５０００塊錢，他買了兩只股，現在已經賺了２００塊錢了。這個陽光般的男孩在追逐著新的夢想。  
    殘缺的花季  
    現在人們打官司，在起訴書和判決書里面經常可以看到這樣幾個字：精神損害賠償。現在人們得到精神損害賠償也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但是要說對這幾個字的熟悉，還應該從一個名字開始，那就是賈國宇。  
    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賈國宇一家在春海餐廳慶祝父親的生日。當時年僅１７歲的賈國宇，再過幾個月就要出國去參加英語比賽了，但是隨著幾分鐘后卡式爐燃氣罐的一聲爆炸，所有的一切全都被改變了，賈國宇的面部及雙手嚴重燒傷，容貌被毀。  
    賈國宇曾經是美麗的，如今她還能找回自己的美麗嗎？  
    一名花季少女慘遭毀容，賈國宇立即成為各大新聞媒體追蹤的焦點。  
    當時正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剛剛實施不久，消費者維權運動是輿論報道的熱點話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賈國宇的父親，一位軍人，勇敢地走上了維權的道路。  
    那時賈國宇的父親賈占才想到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女兒，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而是更多。“不能每一個人都接受自己的教訓，必須接受別人的教訓，有些教訓只能是別人的，比方說傷亡事故，你不能等你受傷以后再接受傷的教訓，亡的事故也只能接受亡的人的教訓。”  
    在伸張正義、主張權利這個信念的支撐下，賈國宇一家將卡式爐的生產廠家告上了法庭。在他們遞上的起訴書中，人們破天荒地看到這樣一行字，精神損失費６５萬元。在賈國宇之前，有眾多的遭受人身損害的消費者為求索精神賠償而奔走呼號過，比如西安一消費者被高壓鍋炸傷，北京一消費者被劣質玻璃杯炸瞎眼睛，但是他們全都無功而返，因為精神賠償無法可依。當時這道難以逾越的屏障擺在了審理此案的法官陳繼平面前。  
    有人情味的判決書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陳繼平后來回憶說：“這么判是第一次。當事人提出來要精神損失費的太多了，這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兩個人一打架，給人打得頭破血流，就提出要精神損失費，當時我們一般的考慮是不能給，沒有法律依據啊，所以都是駁回的。”  
    對于賈國宇來說，在承受這場災難的同時，她還在準備高考，巨大的壓力下，畢竟還年輕的她不免有心情郁悶的時候。“從這件事兒之后吧，說實話我覺得我今后一生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快樂了。”  
    而來自周圍人們的誤解，對這個脆弱的家庭更是一種傷害，人們傳言他們已經得到１００萬元的賠償，而實際上除了輿論的精神支持外，**的物質支持就是一家好心的廠商送的一臺空調。兩年的官司已經耗去了他們全部的心血，面對著心愛的女兒，賈國宇的父親幾乎要崩潰了。  
    此時，陳繼平法官正在為精神賠償尋找法律依據。  
    陳繼平說：“首先我們都在想一定要給，一定要給的話，我們在這樣一種動機中去處理這個案件。當時出臺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里多了一個殘疾賠償金，這個殘疾賠償金相對于這個《民法通則》來說，是多出這么一個條文，這個內容沒有任何的司法解釋，我們想把它注入精神損失的內涵，這樣的話，就使它變成一個純精神損失的一個依據，這樣我們就找到了法律依據。”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５日，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里，賈國宇一案終于要開庭宣判了，而這一天賈國宇卻像往常一樣在學校上課。  
    賈國宇的父親坐在了原告席上，庭審中他吃了多次速效救心丸，旁聽席上賈國宇的母親憂心忡忡，就要宣判了，人們在等待著，這將是一份什么樣的判決？  
    一直追訪此案的北京電視臺記者李峙冰說：“判決書是我所看到的判決書里*有人情味兒的。”  
    這份判決書寫道：“本案原告賈國宇在事故發生時尚未成年，身心發育正常，燒傷造成片狀疤痕，對其容貌產生明顯影響，并使之勞動能力部分受限，嚴重妨礙了她的學習、生活和健康，除肉體痛苦外無可置疑地給其精神造成了伴隨終生的悔恨及疼痛。”  
    陽光判例  
    走出法庭時，倔強的賈國宇的父親拒絕了別人的攙扶，也許他想到了，對于這個普通的家庭來說，對于他那曾經聰明美麗的女兒來說，今后的路還需要他支撐著走下去。  
    在他們之后，眾多的消費者得到了精神賠償，而且還促進了關于精神賠償的立法。１９９９年７月，廣東省人大制定措施，精神賠償至少５萬元。２０００年３月，重慶出臺了《關于審理精神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各種不法侵害導致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高賠償額為１０萬元。  
    ２０００年６月，陳繼平認為：高院授權并且立了一些具體的解釋以后，就使法官在處理過程中有了依據。有了這個依據以后，法官在處理的時候就比較輕松地適用這個精神損害賠償，它的范圍也已突破了消費者的這個范圍，包括現在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損害，也給予了精神損害賠償。  
    但對于賠償額是否封頂，司法界還存在很大爭議，高法正在廣泛征詢各方面意見。  
    改學數學  
    賈國宇于宣判當年參加了高考，但是她已經不能報考她*喜歡的英語專業。高考那天，年輕的賈國宇為了保護自己的皮膚，不得不戴著大大的口罩，這是賈國宇*后一次在媒體上露面，從此賈國宇一家拒絕任何新聞媒體的采訪。  
    據了解，賈國宇*后考上了大學，但讀的是數學系。賈國宇現在很好，只不過她每天上學時仍需要戴著帽子和口罩，因為她的皮膚怕曬。父親希望為她做整容，但是這筆費用對于他們來說太昂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