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這個長假中,包含著一個特殊的“節日”——“ 五四”青年節。有人說,如今的青年人越來越現實,他們或穿梭于校園內,為考研、求職、出國上下求索;他們或奔忙在都市間,為薪酬、晉升、婚戀苦苦追求……他們不斷前行,競爭、壓力如影隨形,沒有時間停下腳步去傾聽內心的聲音。夢想,已經被冷落了太久,甚至連談論夢想也會被人看做不著邊際。然而在青年中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沒有放棄夢想,他們盡己所能,不計報酬,幫助他人,服務社會。他們享受幫助別人的快樂,享受奮斗的成就感,享受內心的激情,享受另一種人生。他們的名字叫“ 青年志愿者”。他們的人生或許艱辛,但一定絢爛,這就是夢想的力量。本版所展現的只是青年志愿者中普通的幾位,他們通過實實在在的奉獻告訴我們,志愿服務已經成為青年人為主的眾多公民的追求。
“對母親我有愧”
莫鋒:廣東小伙子,2003年北京大學醫學部預防醫學專業畢業,放棄大城市疾控中心的工作,參加共青團中央組織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一頭扎進內蒙古大草原,一年后要求留在赤峰市巴林右旗。
關注莫鋒很久了,關于他的信息也就慢慢多起來。
不久前,去內蒙古出差時,聽赤峰市衛生局的同志說,莫鋒被任命為旗衛生局副局長,又聽說莫鋒結婚了,娶了個蒙古族姑娘。
這一切讓我好奇,腦中有無數個問號。
前幾天,共青團中央通知我,要在北京林業大學舉行“奉獻者風采”報告會,報告團成員中就有莫鋒。莫鋒作報告時,我在臺下凝神細聽。
“現在我已經融入了這里,吃羊肉,喝奶茶,像當地人一樣喝酒、唱歌,學會了騎馬,習慣了沙塵暴。
每當我聽到《美麗的草原我的家》,就會情不自禁地感動,落淚。
我和一個蒙古族姑娘一見鐘情,相知相愛,不久前我們結婚了。”
講到這些,臺下的大學生們一次次給予他熱烈的掌聲。
莫鋒,個子不高,戴一副眼鏡,文質彬彬的,一看就是南方人。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是他自己設計的,藍天、白云、草原、蒙古包,色調很和諧。其他幾個志愿者和他開玩笑時叫他“莫局”,他說剛開始聽這個稱呼,挺不習慣的,現在已經適應了。
莫鋒說,剛去內蒙古時,氣候和飲食都是考驗。風沙很厲害,一年刮兩次風,一次刮半年。習慣了吃廣式點心的他,一進飯店聞到羊肉味、酒味,就沒有食欲,可現在他吃起手扒羊肉比誰都香。
莫鋒**初被分在巴林右旗防疫站當站長助理,他看到那里的防疫人員每月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資,地廣人稀,常常騎著摩托車下鄉打疫苗,輾轉幾百公里,扣除油錢,工資根本就不剩什么了。莫鋒想,跟他們比起來,自己一畢業就來當站長助理,工作條件好多了,為什么不能堅持下來呢?他用所學的專業指導當地防疫人員,給他們講課,從網上摘錄衛生防疫信息,一個月編一本衛生防疫通訊,教他們用電腦,“他們有實踐,我有理論,配合得挺好。”
當地防疫人員越來越相信這個年輕的大學生,經常問他:“**近國家有什么新政策、新技術?”莫鋒也感覺自己能干點事,他想改變當地落后的防疫現狀。2004年11月他正式留在了防疫站,2005年1月,被提拔為旗衛生局副局長,分管疾病控制、衛生監督、農村衛生、婦幼保健等工作。
莫鋒說,志愿者和衛生行政官員的角色不一樣,當志愿者可以提很多建議,更多的是充當參謀,而做副局長常常要決策,要給下面的人安排工作,要與其他部門協調。26歲的他是全旗**年輕的副局長,這在當地從未有過,對他來說是嚴峻的考驗。他說,只有不斷學習,謙虛謹慎,才配當這個副局長。
一路上,莫鋒接了幾個電話。我隱約聽出他家里有事,一問才知道,他母親肺癌已到晚期,參加完報告會他要立即飛回廣東老家陪母親。
莫鋒的老家在廣東清遠,家里不富裕,父母把全部積蓄都花在供兩兄弟讀書。所以,莫鋒說,聽到母親得了癌癥,特別絕望。回想起當時去內蒙古時,父母不同意,動員所有親戚打電話讓他別去,他答應父母兩年后就回來,可一年后,他就申請留在當地了,他覺得自己“騙了父母”。母親治病要花不少錢,可莫鋒一個月全部工資才700多元,那時他的理想遭遇了現實**強勁的挑戰,他一度動搖了,他想放棄在草原上的夢想,回家陪母親。
好在社會各界聽說莫鋒母親患病后,給予他很多幫助,匯款紛至沓來,他工作的巴林右旗也給他匯來近萬元錢,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聽說后,親自安排他母親住進北京腫瘤醫院,并為他捐款3000元。北大的師生也發起了募捐活動,為莫鋒籌措了40000元。這一切挽回了他的信心,他覺得,社會對他如此關愛恰恰因為他是一個志愿者,他并不孤獨,身后有一個群體在支撐著他,他度過了**難熬的日子,沒有放棄草原。
我問他,怎么體會“志愿者”這三個字。莫鋒說,如果大學畢業找份好工作,養家糊口,也是一種活法,那樣社會責任相對較少。一旦來到西部,那種責任感如同一副重擔,責任感讓我有了很大動力,我的特殊身份讓我在為當地跑項目時有一定優勢,我能為改變當地落后面貌做點事。
“尋找生命的密碼”
吳渝:女,22歲,重慶醫科大學臨床醫學二系2002級學生,我國中華骨髓庫跨國捐獻造血干細胞第一人,我國向海外捐獻造血干細胞第一人,2004年6月,她捐獻的150毫升造血干細胞成功挽救了大洋彼岸一位美籍華人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以前,我以為得了白血病就無藥可救了,現在才知道如果配型成功,患者存活率是很高的。捐獻者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價就可以幫助他人重生,普通人可以做到,身為一名醫學院的學生更應如此。”面對重生的希望、無價的捐獻,生命的承諾這些承載著無上禮贊的褒獎,吳渝的回答似乎顯得平淡而簡單。
高考填報志愿時,媽媽希望吳渝能當老師,爸爸則認為學金融更吃香,而**后填表時,滿懷著“學醫可以治病救人”的心愿,吳渝瞞著父母,從第一志愿到第三志愿全都填上了醫學院校。在她看來,捐髓不過是一件理所應當,自然而然的事,是在自己的專業之外,用另一種方式挽救生命。
吳渝用捐獻義舉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在捐獻之后仍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造血干細胞捐獻的志愿者活動中。很多人迷惑不解:“你自己愿意捐,那是你的事,干嗎讓我們也去?”直到現在,對吳渝捐獻骨髓持反對意見的長輩親友不乏其人。
面對質疑和反對,吳渝并沒有放棄:“如果我沒有經歷過,我不會無緣無故地去勸大家。既然我了解了,就要讓更多不了解的人去熟悉、去參與。美國華人骨髓庫有50萬志愿者,臺灣也有近30萬志愿者,而大陸的中華骨髓庫僅10萬志愿者。國內人多,白血病病人更多,而志愿者太少了。”
吳渝奔走于重慶各大高校,向同齡人講述自己的捐髓經歷,讓更多人了解白血病,了解骨髓捐獻。
“當紅十字會打電話詢問我是否愿意捐髓時,我也有點害怕,沒有立刻答應。父母得知后更是極力反對。但當了解到捐獻造血干細胞是從靜脈取血,并不是想象中的‘敲骨吸髓’那么可怕,而且在我之前的124位捐獻者現在身體都很健康之后,父母還是支持我的。
注射動員劑之后,我也有關節脹痛等反應;取血時血管破裂,需要重新穿刺;整個采集過程需要4~5小時,用不慣尿盆和尿不濕,只能憋著。當時覺得心里很委屈,想家、想媽媽,我還偷偷哭了。”
志愿者石小莉因干細胞采集,身體出現不適而害怕時,吳渝趕到醫院鼓勵她。志愿者徐青的媽媽擔心捐髓影響健康,吳渝又拿自己的捐髓過程和感受做例子,**終讓徐媽媽安心。在她的感召下,重慶醫科大學捐獻造血干細胞志愿者從2003年的數十人增加到現在的5000多人。
現在已經大四的吳渝正處于實習階段,繁忙、緊張讓吳渝感到有些力不從心,但腦海中時時浮現出的白血病患兒蒼白的小臉、無助的眼神;每每想到白血病患者渴望找到與自己相匹配的生命密碼,她**的選擇就是義無反顧。“
“在這兒我很興奮”
張大諾:報社編輯,1993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從大學時就開始志愿關懷癌癥病人,2002年起專注于臨終關懷,2003年到北京,他用2/3業余時間志愿服務于北京松堂關懷醫院。
“奶奶,您聽我說。”大諾俯身在病床前,左手握住張奶奶的手,右手輕輕撫摸著她額前的白發,“醫生說您的病快好了,您看這幾天都沒打針了,說不定再過半年就能出院了!”
“哪個醫生說的呀?”張奶奶躺在被里,似乎用了很大氣力也沒能把嘴張開。大諾猶豫了一下說:“姜醫生說的呀!”
這里是北京松堂關懷醫院的一間病房,窗外的陽光格外燦爛。因為是周六,一群學生志愿者正在樓下院子里陪老人們聊天曬太陽,病房里是不方便出去的老人和前來探望的家屬。志愿者張大諾在樓上樓下的病房里穿梭,這里住著200多位身患絕癥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另外一個房間,大諾聽賀大爺講完當年他們設計原子彈的故事,正準備離開,突然想起什么,轉身拉開賀大爺的床頭柜,拿出一個小收音機,打開試了一下。“大爺,電池還夠用吧?”“夠,還有備用的呢。”大諾走后,記者問賀大爺剛才這個人是誰,老人想了想,好像沒想起來。
大諾說,這里有20多個老人是他很熟的,如果他們狀態不錯就打個招呼,如果心里不高興就多陪他們聊會兒天。為了記住老人們的特征,大諾分別稱他們為“電視奶奶”、“走廊奶奶”、“佛奶奶”等。
“在這兒我很興奮!”大諾這樣評價他所做的事。院子里一群志愿者正在給老人們唱歌、跳舞、拍照,每個志愿者看起來都很興奮。而大諾的興奮已經持續了13年。
“這種興奮是其他工作所沒有的吧?”記者很好奇。“只有面對即將凋零的生命,才會有這種興奮。”今年34歲的張大諾現在是北京一家周報的文化版編輯,他說他從臨終關懷中感覺到生命的珍貴,也為自己能護送生命的離去感到欣慰。
“首先你要對他們笑,他們就知道是你來看他了;然后握手,他們就覺得你很親切;**后撫摸他們的頭發,他們就喜歡上你了。”這是大諾跟老人溝通的三部曲,“雖然他們不知道你是誰,但他們知道是朋友來了。”
學中文出身的大諾很秀氣,他和老人們聊天時總是輕輕撫摸著他們的頭發,像在照料嬰兒。他從大學開始就獨自在家鄉哈爾濱的寧養院進行關愛癌癥患者的志愿活動。2003年來北京后,這種志愿者的情結使他找到了松堂關懷醫院,現在每周要來三四次。
“偶爾有一兩周沒來,心里就慌,可能哪個老人會去世了。”在這里,大諾陪伴了6位老人走完人生。回頭看自己的經歷,大諾都“驚訝自己十幾年做了那么多事情”。
“這么多年熱情都沒有減弱過?”記者很欽佩大諾的執著。“有時候也很累,在來的路上腦子還蒙蒙的,但是一進醫院就興奮了。”大諾從家到松堂醫院要坐26站地鐵。
大諾在單位忙起來的時候,打電話找他都要準確到幾點幾分,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志愿活動。“志愿服務做得好,本職工作也越做得好。”在大諾看來,志愿者就是做自己想做而能做的事。
大諾走到哪里都拿著一個本子,隨時記點想法,逐漸有了一個目標,記錄所有的疾病以及病人和親屬可能出現的不好心情。
“把有用的勸人的話都找到”是大諾跟病人聊天的動力。“你要先對自己說話,把自己說服,然后再去說服病人。”大諾把能想到的寬慰病人的話積累成了14萬多字的筆記。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病人僅僅靠自己以及兩三個親人的心理力量,度過那一個個讓人沮喪甚至絕望的日子,這一現狀是否將永遠繼續下去?”這是張大諾筆記《病中關懷》中的話,也記錄了他從事關懷事業**初的沖動。
“不一樣的收獲”
北京市通州區關愛中心,創建于2002年11月8日,是一所為殘疾人服務,進行康復培訓、個案評估以及轉介服務的民辦單位。服務宗旨為實現殘疾人平等、參與、共享的社會權力,從根本上解除殘疾人家長及親屬的后顧之憂。在這里活躍著一群志愿者。
當關愛中心涌進一群身著白色T恤的年輕人時,整個院子頓時迸發出活力。孩子們興奮了,跑來跑去的,院子一下熱鬧了起來。
“白T恤”是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工商管理系的志愿者隊伍,從去年2月開始在關愛中心從事志愿服務。
“白T恤”今天主要來搞衛生,他們打算在“五一”長假前給關愛中心來個大掃除。姑娘們一人占領一扇窗,麻利地爬上爬下。“我們從不‘排班’,都是自愿來的,根據課程自己安排,誰有空誰來。一年來每周一次,從來沒有因缺人斷過檔。”20歲上下的李茜說:“拿我自己來說,有時候因為功課緊張,兩周不來還挺想他們的。”問她為什么,她說:“看到他們才發覺自己有多幸福。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我們有我們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在這里我得到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一種可以激勵我的人生,讓我平靜勇敢地對待生活的東西,每次來后我都會獲得一種成就感、滿足感,覺得生活真美好。”
李茜向記者說起門口負責來客登記的那個姑娘,25歲的她患有重癥肌無力,行動只能靠輪椅,是被關愛中心收養的一員。因為智力正常,她可以為中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有一次她說,她不想過靠別人資助的生活,想自己掙錢養活自己。可這么一個對常人來說再簡單不過的要求,對她來講是難于登天的。當時我的心都顫了。一方面我為她進取的精神感動,鼓勵她想做就去做,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的愿望難以實現。她讓我意識到自己身為一個健康人應該負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只有把我們的社會建設好,使他們有所養、有所靠,才是對他們**大的幫助。
正說著,屋里傳來了稚嫩的歌聲。“美女又唱歌了。”李茜說。“我們管這里的女孩子都叫美女。”另一個秀氣的女同學一邊擦著玻璃,一邊說。
“白T恤”對這里每一個殘障孩子的脾氣秉性、習慣愛好都了如指掌。“美女愛唱歌,唱完你鼓掌,她會很高興。想家的時候她會哭,這時候別理她,一會就好了。”李茜說,“那邊那位個子**高的是任偉,他喜歡撿垃圾。你跟他說話,他一時反應不過來,反應過來了就跟你握好長時間手,勁特大。”
聽說有時候這些智障的孩子還會有些過激的行為。“是啊,有時候冷不丁會被他們撓一下,看,這是上次美女給我撓的。”李茜伸出手,手背上仍然可見一處紅色的印痕。“我們以后就有經驗了,如果她朝你慢慢伸過手來,你輕輕拍拍她就好了。”
“姐姐好!”一個男孩兒忽然蹦到李茜面前大聲喊了一句,李茜怔了一下,馬上說:“你好。剛才干得真不錯!”她接著對記者說:“看到了嗎?他們的熱情也感動我。而且在這里,我們還能認識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指了指遠處。
李茜手指的方向是浴室,狹小的浴室里有一位男士蹲在地上,正用水龍頭對浴室進行清洗。
這是恩德萊假肢(北京)有限公司的志愿者隊伍,蹲著的那位男士是公司的劉總。劉總從浴室里出來的時候挽著褲腿,皮鞋上全是水。稱贊劉總時,這位30多歲的老總竟有些不好意思。“我們來打掃點衛生沒什么,倒是他們都裝著假肢,還能堅持來,比我們辛苦。”劉總指著與他同來的幾位同事說。這5位志愿者中有3位是裝著假肢的殘疾人,他們從單位到關愛中心坐公交車至少要兩個小時。其中一位女士的大腿和小腿都是假肢。問她為什么要這么辛苦,她說:“因為有收獲啊,小碩(關愛中心被收養的一個孩子)現在開始叫我媽媽了。”她的臉上帶著滿足和幸福。
劉總介紹說,全廠30多人都是志愿者,固定在每個月第二周的星期日來這里。聽說,劉總在關愛中心認了干兒子和干女兒,這兩個小家伙現在已有小學接收他們讀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