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楊佳

     我是來自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楊佳，如果說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看得見我，而我看不見大家，可是我還在教博士生，還在講新課，還在組織新的科研項目。失明17年了，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熱愛的講臺。

     我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15歲上大學；19歲教大學；22歲又考入中科院研究生；24歲成為該院*年輕的講師……一路走來，全是鮮花。

     我不曾想過，有一天命運之手會將這一切全部奪走——1992年春天，我眼前的世界變得朦朧起來。先是講課時讀課文讀錯行，以為是近視加重，沒有當回事兒。但后來，書上的字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更可怕的是，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就像舞臺的大幕徐徐向中間靠攏……

     醫生的診斷是：視神經病變，失明將不可逆轉！

     站在醫院的走廊上，我驚呆了，我不能接受這一嚴酷的現實，四處求醫問藥，西醫、中醫、針灸甚至*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嘗試過了，都無濟于事。終于，一個冬天的早晨，我睜開雙眼，看到的是一片漆黑。

     隨著陽光和色彩，從我的眼前一起消失的還有我的家庭……他走了，還帶走了心愛的女兒……

     一次，坐車的時候，有人提醒我：哎，那里有座！我卻一動不動，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說的 “那兒”是哪兒呢？再想，一個生活中連“這兒”、“那兒”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苦苦的思索，我該怎么辦？在孤寂中沉淪！還是在困境中重生。我別無選擇：面對現實，只能選擇堅強。

     于是，我在父母的幫助下，像個嬰兒，學穿衣、學吃飯、學走路。用吸管喝飲料，吸管卻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著走著，竟把自己絆倒了……

     不能看書，我就聽書，錄音機用壞了一臺又一臺。不能像常人那樣寫字，我就學盲文。30歲的我，盲校都不收了，只有通過電話向老師請教。從ABC摸起，用手指尖摸來代替眼睛看是太難了。一個簡單的單詞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個小時——每個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意，堂堂一個英語教授盡然不知道“大白菜”這個詞，過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決定重返講臺。這是我生命的支點！但是對一個中途失明的教師重返講臺，卻有太多太多的困難。第一關就是行路難，我聽到了一個聲音，“爸爸給你當拐杖！”就這樣， 17年了，六千多個日日夜夜、春夏秋冬，我緊緊地抓住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到學校。

     早上8點，我準時微笑著迎來學生們，他們哪里知道，為了不遲到，我和父親不到6點就走出家門。失明后，我依然寫著漂亮的板書，學生們那里知道，我貼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著尺寸，為了這幾行板書，我不知練了多少遍；我現在上課用PPT，學生們也不會知道，多媒體教室操作臺上的各種按鈕，被悄悄貼上了一小塊一小塊的膠布作為記號；學生們更不會知道，楊佳老師在第一節課時為什么總要提問每個人，那是我在用心默默記住每一個人的聲音。

     從事教學科研工作，需要閱讀大量資料。我開始使用*新的電腦語音軟件，我還要著書立說，那是失明前的心愿，我苦戰數月，人瘦有一圈，但是我的書一本一本地出來了——《研究生英語寫作》《研究生英語閱讀》，得到了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我的導師被“譽為中國應用語言學界第一人”的李佩先生親自做序，稱“這是一部令人起敬的著作。”

     從此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展現在眼前的不是障礙，而是機會。

     2000年，我以自己的實力考入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攻讀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師從于院長、全球化權威、《軟實力》一書的作者約瑟夫·奈。

     哈佛的老師課上得很活，從不照本宣科。記筆記很重要，6門課，我用學校提供的一臺特殊的鍵盤，每一門課按下一個開關鍵，等同學幫我確認工作鍵的燈亮了后，我就開始飛快地記起筆記。一堂課下來，同學們說，我的筆記就是一篇完整的講義。

     每門課的老師規定每天閱讀書目至少500頁，同學們都叫苦不迭，感覺時間不夠用，對我來說，就更難了。我必須先通過掃描儀把書一頁一頁掃進電腦，之后通過特殊的軟件讀出來。這樣一折騰，時間全沒了，只有靠拼速度。我由原來每分鐘聽200多個詞，*后提升到每分鐘聽400個詞，幾乎就是錄音機快進時變調的語速了。就這樣哈佛一年，我天天通宵達旦地學習，圓滿完成了學習任務，而且超出學校規定，比其他同學多學了3門課程，比他們多的，還有我的根根白發。

     我的論文《論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被定為肯尼迪學院的范文。教我“領導藝術課”的哈佛的頂尖教授、曾在白宮效力于四位總統、克林頓總統的高級政治顧問大衛·哥根教授給我破例打了哈佛的*高分A+，并為我贈書題字：“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給了我們更多東西！）

     畢業典禮上，當我從約瑟夫·奈博士手中接過證書時，他對我說：“congratulations jia, you're Chinese soft power.” （祝賀你，佳，你是中國的軟實力！）頓時，全場幾千名師生自發起立，為我，為哈佛大學建校300年以來第一位獲MBA學位的外國盲人學生鼓掌歡呼，那一刻，我激動地哭了。我的哈佛經歷證明了一點：中國人是好樣的，中國的殘疾人是好樣的。

     失明將我的人生一分為二。29歲之前，我是超越別人，29歲之后，我是在超越自我。人生無常總會有那樣這樣的坎坷，就看你能不能戰勝它。戰勝了，你就是強者！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來！迎接我的是一個更加開放的光明世界。我不僅在研究生院、也是在我國，首創了《經濟全球化》、《溝通藝術》課程；而且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賽會志愿服者設置專業標準；擔任《科技助殘全球化與標準化》科研項目負責人。去年3月，我又榮幸的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

     我告訴自己，一個人以何種方式獲取知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運用所學知識服務社會、報效祖國。

     去年冬天，中國殘聯派我赴紐約，競選聯合國為履行《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而新設置的“聯合國權利公約專家委員會”委員。我肩上的擔子很重，41個選舉國參加，要從23名候選人中選出12名委員，委員有兩年任期的，也有四年的。我是中國政府提名的候選人，我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我們中國。我始終面帶微笑用英語、西班牙語、法語與各締約國代表熱情問候交談。角逐無聲而又激烈，幾輪選舉中，我在第一輪就高票勝出，緊接著中國又當選為任期四年的國家。

     今年2月，我去日內瓦出席委員會首次會議。我發現委員會領導層競選人選中世界五大洲幾乎都有，唯獨沒有亞洲人！沒有中國人！——這將對我國明年的履約非常不利。這可不行，我據理力爭，用精湛的演講和勇氣贏得了滿堂喝彩，*終當選為聯合國權利公約專家委員會副主席！

     許多國家的代表都對我說，你們中國運氣真好，我回答說，不，不是中國運氣好，而是國家好！只有國家好了，殘疾人才會好，殘疾人好了，我們的國家才會更好！中國政府的重視和關懷，使中國殘疾人事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成為時代的領跑者。

     今天，我能夠站在這里，給大家講述我的成長經歷，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和家人，感謝各級領導、社會各界的關愛。感謝命運讓我知難而進、自強不息。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

     在我們這個時代里，一個人可以看不見，但不能沒有見地；可以看不見道路，但不能停住前進的腳步！只要我們堅持奮斗就一定能戰勝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陽光燦爛的明天。